中国科技创新艰难突围40年
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美方“实体清单”，禁止华为未经批准从美国购买技术。随后，华为宣布之前的技术储备全部“转正”，华为将在极限施压下挺直脊梁，继续奋力前行。一场关于科技的较量似乎从未停止。
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竞进的四十年。
四十年来，中国的科技人才队伍越来越壮大，科技产业门类日趋健全，科技水平不断进步。
四十年来，从文革后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到九十年代的路线之争，从世纪初全球化带来的西学东渐，再到如今的自主创新，每一个阶段都见证着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次突围。
艰苦创业
春江水暖。1978年3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科学家大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这也被视为“科技的春天”。仅仅过了九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在同一地点召开，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但是历经十年文革浩劫，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几近停滞。此时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科技基础非常薄弱，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是在一片空白之上重新起步。
中国的科技如何发展？外边的世界到底怎样？带着这些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踏上了去日本的飞机。抵达日本后，日方向邓小平推荐乘坐新干线，于是有了那段著名的乘坐感言，“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言语间满是对国外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羡慕，和对祖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深深期许。
参观的最后一站，邓小平选择了松下公司。在公司里，他先后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汉字编排装置等，而每一次参观邓小平都走的特别慢，生怕漏掉某一个细节。最后在与松下幸之助的会谈中，邓小平询问，“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幸之助不假思索，“无论什么，我们都将全力相助。”一问一答，成了两位老人之间的“君子协定”。
其后，松下公司在中国投资248亿日元，建立了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为当时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而四十年前的那份“君子协定”还有后续故事，就在今年5月，当华为被多家国外科技巨头停止合作时，松下公司发表声明，将持续向华为等中国客户销售商品和服务。基于对中国的巨大帮助，松下幸之助也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在改革开放初期，既缺少资本，又缺少技术，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国外的技术援助。除了松下的援资建厂，中日友好医院、京秦铁路电气化改造、上海宝钢、武汉长江第二大桥、北京首都机场等多个重大项目都有国外援助的身影，而这在客观上也带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
此外，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科技也有了自己的顽强而倔强的成长。
官方层面，1984年，中国首次成功发射了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建成；1986年，旨在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八六三”计划启动，而这一计划也对日后中国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间层面，一些科技公司在这一段时间扎堆成立。1984年，柳传志等11名科技人员用二十万元创办联想公司；1987年，退伍军人任正非怀揣两万一千块钱在深圳创立华为；1988年，一位名叫求伯君的年轻人成立金山公司深圳分部，一头扎进文字处理软件的研发中。
谁也不曾料想，这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会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搅动风云，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路线之争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对于科技企业如何发展一度出现了分歧。
是以市场导向为主还是坚持基础软件研发，成为了摆在刚成立数年的金山公司桌上的一道难题。作为中国文字处理软件的先驱，在发展初期，求伯君带领研发人员开发了适用DOS系统的文字处理软件WPS，一度占领90%市场份额。但是随后微软进入中国，通过与金山签订后来被称之为“骗局”互联协议，以及微软默许的盗版软件策略，金山在文字处理软件市场迅速溃败。
在一段时间，生存成了金山公司的首要任务。根据后来加入金山公司的雷军回忆，“我们当时想过是否要去做房地产、做保健品，先生存下来再说。”金山没有去做房地产和保健品，但是投身到同样利润丰厚的游戏领域。从第一款模拟经营类游戏《中关村启示录》开始，金山公司先后开发了《剑侠情缘》《月影传说》等网游，风靡一时。
进军游戏领域使得金山公司迅速摆脱财务困境，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也让这家企业脱胎换骨、起死回生。但是在文字处理软件与微软的竞争上则愈发羸弱，几近销声匿迹，中国亿万用户的电脑上不得不长期运行国外公司提供的文字处理软件。等到金山的WPS重新回光返照，则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情了。
如果说金山公司的战略调整还只是前戏，那么联想公司“贸工技”“技工贸”的争论则使得路线之争集中爆发。
通过研发联想汉卡、程控交换机等，联想公司已经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资本积累。但是技术的研发需要持续的巨额资金投入，给联想带来巨大财务压力。
下一步联想怎么走，时任联想董事长的柳传志与总工程师倪光南产生了严重分歧。柳传志主张“贸工技”，而倪光南则极力主张“技工贸”。“贸工技”，顾名思义，就是先做市场和商品买卖，继而是深耕加工、生产，等到时机成熟进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阶段。而“技工贸”的顺序则刚好相反。
最终，联想董事会选择了支持柳传志，而倪光南则黯然出局，其一手打造的技术团队被悉数裁撤，一场关于市场和技术的路线之争就此落幕。其后的几年，联想公司先后并购IBM和NEC个人电脑业务，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PC厂商，但是在技术研发上始终缺乏重量级的拳头产品。
今年的5月24日，已经卸任联想董事长职务的柳传志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在采访中，柳传志称当时的联想内忧外患，正在经历“至暗时刻”，自己甚至在医院住了三个月，“过去了，杀出一片血路，后面就是一片天；过不去就是全军覆灭。”
当企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和残酷的外部环境，要市场、求生存无疑是当时的本能选择。即使以后来人的姿态通过后视镜去回顾那段往事，我们也无意对联想公司进行苛责。只是有些许遗憾，如果当时联想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或许今天华为就能多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
西学东渐
世纪之初，经过十五年的艰苦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相互打开了开放交流的大门，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
全球化的影响之一就是科技全球化。2005年，美国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撰写的《世界是平的》风靡全球，在这本书里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全球化增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流动，中国和印度可以充分利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共享、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个世界的差距正在被逐渐抹平。
而彼时的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在一些领域尚处于科技洼地，而科技的自由流动则将国外的先进科技引入中国。
中国的高铁发展就是借鉴国外技术的典型例子。2004年，铁道部为中国铁路大提速进行全球招标。经过激烈竞争，成功引进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大联合和加拿大庞巴迪四家顶尖企业的高铁技术。通过对国外技术进行积极引进，创新消化吸收，迅速掌握了核心技术，这也促使中国高铁开始崛起，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2008年8月，中国第一条具有世界水平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2009年12月，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工程类型最复杂的武广高铁开通运营。预计2019年，中国的高铁里程将突破3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距离乘坐日本的新干线四十年后，中国的高铁技术终于如一位老人所愿：中国高铁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在国外市场同样具有竞争力，成为我国科技水平发展的亮丽名片。
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影响则是人才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的体现则是本世纪初再次兴起的留学归国热潮。
这些留学归国人才大多是是文革后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并在八十年代留学国外进行深造，毕业之后选择在国外高校或者企业任职。几年之后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和资本。伴随着人才流动全球化，在本世纪初的前后几年纷纷归国。其中，邓中翰在1999年归国创立中星微电子，并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芯片——星光中国芯，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李彦宏2000年回国创立了百度，成为领先的中文搜索引擎；李革同样是在2000年回国，创立的药明康德成为世界领先的新药研发企业。
而他们的成功形成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其后，中国开始大规模的组织海外人才引进工作。2008年推出了“千人计划”，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助力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这一阶段，包括像饶毅、施一公等在内的著名科学家纷纷放弃在美国的高薪职位，回到中国任职。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科技流动和海外人才的引进，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带回中国，使得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有了显著提升，迅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甚至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与领先。
自主创新
尽管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关于自主创新或多或少的自觉实践，但是官方层面首次提出“自主创新”这一概念还是在2006年。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自主创新”从这一年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只是“自主创新”这一条路道阻且长，并不平坦。早在2010年，中国的手机产量就接近10亿台，全球占比高达62.5%，稳居世界第一。但是手机操作系统和芯片制造一直是中国手机制造商的“软肋”。
2007年，搭载iOS操作系统的苹果一代手机横空出世，开启了智能手机时代的新纪元。为了争夺未来手机市场，诺基亚、微软、谷歌甚至黑莓也都先后发布自己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中国也开始了对操作系统的研发工作，加入到混战当中。2008年，中国移动率先发布名为OMS的手机操作系统，中国联通则是推出了沃Phone系统，但是这两款国产手机操作系统技术并不成熟，在消费市场的反响也并不热烈，两家公司也没有继续投入研发。后来基于战略原因，两款手机操作系统被先后放弃，名存实亡。而如今的市场，早已经是安卓和苹果二分天下，空留国产操作系统一声叹息。
手机芯片的自主研发同样充满曲折，只不过有一个跟操作系统不一样的结局。长期以来，美国高通和韩国三星就垄断了芯片市场大部分专利技术。为了逾越这两座高山，也为了以后不受制于人，未雨绸缪，2004年华为作出了一个前瞻性的决定，成立华为海思半导体公司，专注于包括手机芯片在内的技术研发。
跟所有的初创公司剧本一样，华为一开始的研发是屡战屡败。兼容性低、稳定性差，据说当第一款搭载华为K3V2芯片的手机被展示时，因为实在过于难用，任正非直接将手机摔在余承东脸上。
但是华为屡败屡战，持续为芯片研发提供资金支持。这十几年华为总共为手机芯片研发投入多少资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几个数据中看出其中端倪：早在1998年制定《华为基本法》时就规定，公司每年投入研发费用占比不低于收入的10%；根据华为2018年财报，当年研发投入高达1015亿元，而近十年累计研发投入已经超过4850亿元。
除了资金，还有超量的人力作保障。在华为社区，有一名员工留言，“希望多年以后回望，看到自己在世界中心的漩涡里中流击楫，浪遏飞舟，有那么一朵小浪花，自我的木浆击出”；在华为研发中心，大多数人不会在零点之前入睡。
柳传志评价任正非时也表示，“我特别佩服任正非，他敢往上走。敢于把力量集中起来去突破制高点，他走的就是一个往上爬坡的道路”。路虽远行则将至，随着华为海思麒麟980问世，现在华为的芯片技术已经能和高通、三星比肩。
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加入到自主创新的行列当中。以芯片研发为例，从金山走出来创立小米的雷军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手机芯片澎湃S1，阿里巴巴亦成立独立运营的芯片公司——平头哥半导体有限公司。如莹莹之火发出的微光，微光吸引微光，微光照亮微光，然后一起发光。凝心聚力，自主创新的路上不再只是少数企业踽踽独行。
结语
在电影《刺陵》中，陈道明对前来的曾志伟说，去陵墓是“九死一不生”。回顾中国四十年来的科技创新之路，同样是荆棘密布、充满坎坷，有人折戟，有人掉队，有人重生。科技自立，自主创新，从来没有哪条路是随随便便就能走通。这世上本没有路，可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无数的赶路人，披星戴月，星夜兼程；
无数的拓荒者，脚踏实地，艰苦前行；
无数的弄潮儿，中流击水，勇立潮头；
……
一百多年以前，鲁迅曾经写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