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的危机，正是中国芯片的契机
4月19日，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服务商台积电2018年第一季度投资机构说明会（台湾称“法人说明会”）上，有“半导体天王分析师”美誉的产业分析师陆行之（Andrew Lu）问道，美国商务部禁止中兴通讯采购美国芯片相关组件，此负面因素会不会影响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表现。
“这事件对台积电影响非常微小。”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认为，微小到不能算进第二季营运负面因素。这次台积电说明会焦点，其实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退休，首度由新任董事长刘德音、执行长（CEO）魏哲家合作担纲，来说明苹果手机芯片延后出货的应对。
卖5G芯片给中兴通讯的美国高通公司（Qualcomm），是台积电目前第二大客户，问题是中兴业务还排不上高通前十大，更别说台积电主要客户从英伟达（NVIDIA）到苹果，从联发科到华为（海思），都是采取先进制程（10纳米以上），高通少了中兴约6亿美元收入，还有其他5G客户足以填满。
回头看，高通2015年就被中国发改委开出了9.75亿美元罚单，创下中国反垄断史上最高纪录，也证明了手机芯片如此高度依赖高通。高通60%的高阶芯片由台积电代工，中兴号称中国第二大通讯设备、第五大手机公司，但在全球供应链上价值远低于台积电，正符合“供给侧”改革条件，美国找中兴开刀，说想阻止中国5G发展实在太抬举。
台积电和英特尔、三星排名全球前三大半导体制造公司，也被视为亚洲发展半导体典范，台积电从创业第一天起就不惜成本，发展知识产权来服务客户。
当时台积电主要技术来源是欧洲荷兰厂商飞利浦，飞利浦30年前根本不相信台湾有可能建立一家世界级半导体公司，最后以包括技术权利金共1亿美元做价估值，占有27%台积电股份，没有想30年后价值200亿美元，等于台积电每年平均付给飞利浦6亿美元授权费。
台湾小，早就被全球品牌欺负惯了，知道专利权利金不但要付，也是行走全球市场的通行证，更不要说欧洲飞利浦还不是美国强悍的一线主流科技公司。
中兴“走出去”战略风光一时，2015年中兴通讯首席知识产权诉讼官胡毅来台交流时透露，从2009年到2015年，中兴通讯光是在美国遭遇专利诉讼就超过140件，全球累计超过240件，从欧洲到亚洲，同时有100多个专利侵权案在进行，台积电连做代工都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兴做品牌，没自主关键技术举步维艰。
2018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WEF)上，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表示，中国将在四大领域加强对全球市场开放，分别是金融、制造（汽车关税）、服务业和保护知识产权。其中“知识产权”正是全球高新产业基本游戏规则，“有一些措施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刘鹤表示。
现5G时代即将来临，中兴或许会死，中国芯片产业却将迎来再生。
第一再生契机，可以从2016年软银创办人孙正义买下了ARM推进。
从高通、三星到英伟达，都是使用这家英国公司的硅智财。ARM的智财IP让欧美一流芯片公司减少开发设计时间，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联发科和华为，这是全球创意的分工，也是全球供应链创新的连动性和互动性，中国已证明自身绝对有能力加入。
过去有一种合理怀疑，认为欧美大厂间推动创新也有“猫腻”的可能，也就是在创新平台的开发上，亚洲国家的信息速度较为落后，美国芯片产业背后有全球化合纵连横的本钱。但务实又前卫的韩裔日本人孙正义从ARM切入英美势力集团，以及中国5G芯片发展居于市场拉动地位，ARM一定乐意配合，一面分工重整、一面进行竞争，以追求更有效率的经济定律。
第二再生力量，是无数海归派“众志成城”。
美国早期将国防芯片制造技术转移给日本、韩国和台湾，也是小心翼翼，怕危及到美国本土自己的产业，但是韩国、日本、台湾的企业家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从内存、绘图芯片到通讯芯片、高速芯片一步一步站稳，靠的不是弯道超车，而是建立自主技术的决心。
至少台积电是如此。为了发展经济，当初国民政府科技决策者李国鼎集结了一群正直勤奋的工程师，再延请当时己做到了德州仪器副总裁的张忠谋带领，发展出半导体设计和制造分开的“分工模式”，经过一代工程师努力，在全球供应链生存下来。
现在5G市场正在崛起，产业的下一次分工阶段即将来临，联发科、海思、展锐等又一代华人设计公司已渐露峥嵘。
第三再生力量，是以华人为首的半导体制造势力全球崛起。
中国大陆目前最先进的芯片生产线是中芯半导体28纳米制程，中芯创办人张汝京从德州仪器、台积电离开，前往上海张江发展，展开芯片产业的第一次“供给侧改革”，以改善中国高度依赖进口芯片的现况。
现在国家更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正是对工程师的尊重，更是维护研发工程师创新的权利，并进一步延伸到人才培养和技术接轨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科技界对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高举“并购成长”的主张极度反感，甚至认为赵伟国只是“炒股者”。被国家寄予厚望的紫光集团发展芯片产业，绝不能靠并购和溢价等金钱游戏得到技术，这样的话，技术不能生根。而台湾公司就算被其买了，也会马上产生断层，反而浪费了共同对抗欧美的资源。
第四再生力量是中国不怕风险，有承担风险的实力。
要知道台积电成立初期，台湾政府为了要民间参与投资，邀请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等民间力量以10元新台币的股价加入投资，并占有23%的股份，但是1986年公开上市之后仅仅上涨2元新台币后，王永庆便立马以12元新台币卖掉，这说明了科技领域的风险极大，并非实业家所能掌控和擅长。但是大国却可以承担长期发展风险。
所谓“知识产权”，不是说有自主发明技术就有价值，就像盖栋房子，如果是在好的地段，才是“资产”，反之可能是负债——光是维系成本就超过本身价值。中国大陆既有能力“造房”、也有长期“住房”需求，这么大的半导体市场，值得政府和工程师共同面对创造“资产”的风险。
上述四条再生道路绝非平坦，毕竟美国看待中国崛起，可不是控制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么简单。美国把中国当敌人很正常，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强化合作，中央又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道，中兴的危局，反而是复兴的前兆。
这或许也是陆行之把中兴通讯一案拿上台面发问的目的，以他待过美国花旗、巴克莱、野村证券，精算得出中兴“微小”。这次代表中国国金证券发问，也算象征中国科技资本技术开展迅速。
大国发展自有技术，自有谦和之道。中兴很努力，也曾有选择策略的机会，但终究完成了阶段任务，不是美国商务部判它“死”，而是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价值分工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