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时代永远需要企业家精神
四十年前，34岁的柳传志还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
对于改革开放，身处北京的他并没有特别去关注，只是觉得身边的氛围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从斗争和压抑转向了学习和建设。
直到6年之后的1984年，柳传志和中科院计算所的一些同事们一起，创办了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也是联想集团的前身。1984年前后，国家相继出台了许多针对经济改革的政策，像万科、海尔等知名企业都是在那时建立的。
柳传志当时并不知道远在深圳的王石和青岛的张瑞敏都创办了什么公司，但他看到在中关村的确有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不仅带领联想集团从中国走向世界，所执掌的联想控股，也成为国内资本推动实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扶持了一批批前景可期的创业者。
作为一名对中国企业改革有着深刻影响力的企业家，柳传志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所积累的经验造福社会。“不仅自己做好，也能为社会做出的更大的贡献”是他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努力，国家变得更富有。
对于未来，柳传志相信到2050年，中国人会生活的更幸福，也将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起家中关村
界面：1978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您还在中科院计算所，您记得当时的状态和具体在做的事情吗?
柳传志：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会觉得非常压抑，每天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不会想太多，但是在北京特别是科学院的人，对这种状况有强烈的不满。
所以改革开放后，当大家知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院整体的气氛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们通过看国外的技术资料会觉得差距非常大，所以有强烈的想学习的愿望。
那时国家也给科技人员一个政策，除了科学院计算所下的任务，我们可以自己去进行科技成果推广。使得大家下班后还在工作，这与改革开放前的气氛有了很大的不同。
界面：联想是在1984年正式成立的，万科、海尔等等知名公司也是同一年成立，您觉得这是巧合吗?
柳传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1984年成立的企业很多，我并不知道王石和张瑞敏都成立了公司，但我能感受到中关村成立了很多公司。
当时中国科学院明确提出号召，希望科研人员能够把科研成果推广到社会上去，形成生产力。中关村街上成立的公司有三分之二都和科学院有关，包括两通两海，联想当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界面：1990年，中国降低关税、取消进出口批文、开放计算机市场，这些开放措施对于本土的企业其实造成了不小压力，联想那个时候也比较弱小，你们那时在思考什么，在做什么?
柳传志：1990年以后，国家逐渐认识到PC领域如果落后对全行业都有影响，所以逐渐降低了关税、取消批文，让外国的电脑进入中国。也因此，我国信息化的建设开始突飞猛进，得到了迅猛发展。
当然对我们PC行业从业者来说，肯定会有冲击，真正感受到冲击是在1993-1994年。
那时我国有个最大的电脑公司叫长城，国家投了很多钱，但外资大型企业一进入中国就把长城冲垮了。主要原因在于长城一直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出的电脑分配给各个单位。
联想面对这种情况，也需要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做，要选择出一条道路。
界面：最后找到了什么道路?
柳传志：当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到底是以代理品牌为主，还是做自主品牌的PC。做代理能挣很多钱，而做自己的PC是要贴钱的，如何兼顾，这在当时有不同意见。如果不是当时有些远见，决定做自己品牌的电脑，就不会有现在的联想，因为从当时来看，做自己的品牌，又累，又赔钱，还要冒很大危险。
大部分人很同意我的观点，因为我们出身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有自己品牌的电脑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念想。
界面：站在当时的历史节点为什么会选择“贸工技”路线?
柳传志：贸工技指的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做事的顺序，而绝不是权重，说贸重要技不重要。
在那个历史时期，如果不先做贸易就没有资金积累。加上科学院是事业单位，意味着当公司向银行贷款时，事业单位不能做担保。我们从来没有让科学院向银行作担保贷过钱。
第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市场上卖电脑，这些东西当时都不懂。
所以“贸”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真的能活下去，能积累自己的品牌和资金基础，二是学到的本事。
到1992年、1993年，联想这样一个小公司能和其他大型公司抗衡，就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中国国企懂得了什么叫市场，客户是谁，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今天大家觉得这不是事，但在那时很少人知道。
外界之所以质疑联想为什么当时不做核心技术，就是完全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因为当时在国内想生产，国家不会给我们批文，不像今天办个公司就生产。我们在香港买的小车间也就十几个人，一年赚的都得贴补进(设备里)去。
现在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会投钱，还会教你怎么做，而那个年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相当困难。
企业有了积累以后，再谈把多少钱放在技术领域，方向是什么，权重肯定不一样，会重新安排。如果是现在的高技术产品的公司，不会是贸工技这样的权重。
联想国际化
界面：联想2004年并购IBM的PC业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真正国际化的标志事件。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下幕后的故事?
柳传志：当时联想控股已经是联想集团的大股东，并购与否，是由大股东和董事会决定的，我作为联想集团的董事长有拍板权。但是这个过程中比较勇敢、积极去做的是管理层，即杨元庆他们，他们更坚决更坚持。
我当时一直没有表态。请的两个顾问高盛和麦肯锡都认为这桩并购可以成功。他们免费帮我们做了两个月的调查，两个月以后就付费了。到期时，我们要做决定。那时我把情况汇报到联想控股(联想集团母公司)的董事会上，大部分股东持反对态度，这也可以理解。
我们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去并购一个100亿美元的IBM PC业务很不可思议，他们很害怕失败。员工股东分红是主要收入，如果失败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
科学院的领导也非常慎重，后来把拍板权交给了我，压力也是很大的。
我当时很快决定请高盛和麦肯锡两家继续做调查，调查费用我们付。但是并不并购暂时不做决定。一般找他们做顾问费用在几百万美元。我说这是小钱，不并购也要花，所以深入的和管理层一起把风险梳理了一下。
一个风险是，IBM的笔记本电脑ThinkPad，明显比其他竞争者水平高。我们买了以后，他的客户是否会认同，会产生什么情况。
第二个是员工流失的风险，我们买的不是工厂，而是一个架构，收购后是否愿意继续为联想工作，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三是文化磨合的风险。过去IT行业并购的成功率在25%，更大的风险多是业务磨合。一般多是大公司并购小公司，前两个不存在，但不同国度的人在一起怎么工作，谁听谁的，形成一种什么文化，都是需要考虑的。
界面：拍板后您当时有捏一把汗吗?
柳传志：这是肯定的。并购以后，我们希望在财务报表中表现得很健康，还希望变成一个真正由中国领导的国际公司，跨出去，和外国人一起很好的工作，体现出中国人有这个能力。
我也很担心杨元庆上来就担任CEO的话会“折”在那。因为在PC战场上，我们和国外企业争斗了6、7年。真到了外国市场，在国内的打法是不是还能行，这个是不太确定的。希望杨元庆能站在董事长的位置上，管理层请外国人先做CEO，然后通过观察、学习、了解情况后，再坐在这个位置上，这样便于掌握。
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好杨元庆，让他先做董事长。如果让他做CEO，万一做了以后水土不服，出了问题，很可能董事会会把他炒了。
界面：放在当时一个大环境下，您觉得联想能成功并购是有什么特殊时机吗?
柳传志：当时中国经济处在明显的上升期，中国加入WTO后不断和世界融合，越来越开放。(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多样，一种是像华为一样，以中国的华为为基础，在全球各地建站，招收外国人进来。一种是把现成的公司买过来再进行融合，像沃尔沃这样。这几种都可以尝试，中国往外走是百花齐放的姿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想是成功的，有70%多的业务发生在国外，20%多在中国国内。
转型做投资
界面：2000年前后，您为什么转型专注做投资了?
柳传志：当时联想一路高歌往前走，杨元庆和郭为在业务领域比较成熟，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但那时我已经看到高科技领域存在的一个危险。
高科技领域要敢于犯错误，往前闯。闯的结果80%过不去，20%能过去。社会在进步，但自己的企业没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自己的企业长期活下去，又不拖科技企业的后腿才走了多元化的道路。
2004年时，很多员工会说如果并购失败，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巨大影响，当时我和一些同事说，请他们放心。万一失败还有另外一块业务，我可以保证大家的生活质量不会受到影响。
至于为什么选了投资领域，是因为90年末期我已经接触到很多风险投资公司，像台湾的、美国的，接触后觉得风险投资公司确确实实对一些高科技的创业公司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是在中关村起家的，一些公司缺什么，应该怎么去帮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懂、更了解。
再者联想当时业务做得好，股价也比较高，母公司退出拿一些钱作为风险投资的自由基金来投入是可以做起来的。我们的第一笔资金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钱。第一期做好了，后来就接着做下去。
2000年以后，中关村有了很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钱到了”，风险投资逐渐起了作用。要不然光有技术和科技成果本身是无法让中关村像今天这样成气候的。
界面：您在做投资过程中是否有些偏好，对中关村的公司会有优待吗?
柳传志：我们主要有三块投资，一块是规模比较大的股权投资，PE这种。第二是风险投资，第三是天使投资。三块里边在高科技领域侧重比较多。我们的天使投资大概有20多亿，300个企业左右，80%左右是高科技企业，一半是中关村的。效果很显著，君联资本(风险资本)遇到好的会进行第二轮、第三轮投资。这样一些好的科技公司不容易被埋没。有的公司可能因为一些困难没做好，我们的天使投资公司深入了解后，风险投资还是可以跟上。所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企业家精神
界面：企业家精神这个词前段时间很热，您觉得应该包含哪些特质?
柳传志：企业家精神要能通过不懈努力，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理解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如果纯粹是为自己发财，别人没有理由为你叫好。企业家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国家变得更富有，同时企业有更好的道德标准，不仅在财富上，在文化上也能往更好的方向走。
界面：弘扬企业家精神中也要注重对企业家的保护，对于此前备受关注的张文中平反一案，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感触?
柳传志：有很多感想。十九大里谈到党的宗义，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果没有最基本的财务保证肯定谈不上。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靠企业这种形式，而企业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我听有领导人讲到，应该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对。企业家最需要是好的营商环境，依法治国。
张文中非常明显的一个冤案一直解决不了，会让企业家心中萌生阴影，总觉得头顶上悬着把剑。张文中平反说明了我国依法治国的重大进步，也说明了共产党弘扬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同时企业家也应该急国家之所急。国家两个事急，一个是贫富差距的问题，企业家首先应该善待自己的员工，在第一次分配上尽量做得好一些，同时应该协助解决国家贫困地区的一些问题，使国家贫富悬殊加大。
第二急是由富到强，国家需要科技更深厚的力量，这样整个国家才会更安全。
界面：现在很多创业者多少有些浮躁，不停追逐各种热点，您觉得老一代企业家和新一代管理者的差别是什么?
柳传志：浮躁其实谈不上，刚出来时年轻人不知道前面道路多么艰险，有时口气大点，被人称作不知天高地厚也是可能的。但是没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可能也做不成。
老一代可能更会感觉到今天的大环境来之不易，如果大环境保护了我们，能更好的工作，我们怎么样为生存的环境多做一份贡献。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在40岁时出来创业特别积极，就是因为在40岁以前见过被压抑的想做什么做不了的状态。当改革开放来临，我们会特别有种力量想往前走。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天生的，可以随便造，其实是不行的。包括现在的一些社会风气，因为互联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希望对真善美的东西能更好的弘扬，对恶的东西应该有分辨能力。不能让有些靠这个吃饭的人无端去抹黑，其他人看着也不言语，这个我相信时间长了总是不好的。
推动技术创新
界面：现在大家说中国的科技创新在应用层面走得很靠前，但是实际上核心技术还是很欠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柳传志：应该看到，对民企来说，真正的民企强大也就是最近几年。
阿里投了1000亿做了达摩院，已经开始对基础科学做研究，手笔很大。所以民企投资要看时机，如果放在以前是投不下来的。以前基础研究主要是国家行为，科学院、研究所，现在当企业有了更强的能力后，可以在基础科学方面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国家也应该给企业家以引导。科学院、工学院的院士大多在大学和研究单位，而很多出了成果的多是在企业当中。应该推动更多院士到企业中去。对院士来说，不仅是经济待遇的问题，更是话语权和受尊重的问题。
界面：您个人对这方面有什么畅想吗?如何把科学成果转化为产品?
柳传志：一个是我们今天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包括网上购物，互联网服务等。云计算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不是对所有行业真的能充分的应用，能够取得更好的利益，把树上的果子全摇下来，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是基础科学的研究问题。到今天，中国本土产生的基础科学方面的为全人类做得贡献还是偏少。这些对今天的中国特别有用，实际上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能够对某些行业领域，甚至是中国过去落后的领域，实现颠覆性的创新。
这些领域靠纯粹的技术创新都不够，这种颠覆是巨大的，底气是对自然、整个宇宙、对生命的本质有充分的认识才有可能。
界面：您认为什么样的公司才能称之为伟大的公司?
柳传志：一是追求本身，实际上公司的壮大会对人类社会有贡献。
二是要有相当的吨位和规模，光有好的愿望和理想也不行。
其实中国这样的公司还不少。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中国，会是一个慢吞吞的世界。有了中国以后会觉得自己本身没在变，但是中国总在变，最终会促进自己的发展。
界面：您现在的个人兴趣是什么?
柳：公司层面我是一个治理结构的董事长，我像一个制片人一样履行好董事长的职责。这对年轻人而言会比较轻松，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就不轻松了。
其他就是锻炼身体、寻找生活的更多乐趣，颐养天年。
我个人生活的愿景原来是把那些一块打高尔夫球的朋友打败了，现在看来这个愿景实现不了，所以要赶紧制定新的愿景。
